《万物简史》中提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比如沉迷于科学的科学家们的千奇百怪的行为：达尔文居然为蚯蚓弹起了钢琴；牛顿将一根大针眼缝针插进眼窝，为的只是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富兰克林不顾生命危险在大雷雨里放风筝；卡文迪许在自己身上做电击强度实验，竟然到了失去知觉的地步……他们绝不是疯了，而是对“多元科学观”的生动诠释。刘兵教授说，我们实际上可以把人类关于自然的那类知识都归于一种广义的“科学”，那么这样的“广义科学”就能成为 “多元”科学的组成部分。
——编者
刘兵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系教授
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
对于科学传播（包括更有中国特色科普）来说，传播者的立场和科学观是非常重要的，在传播的内容上，这涉及到对于传播什么和为什么传播的问题。传统中，尤其是在早期阶段，科普这个概念所隐含的立场，主要是一种一元论的偏向于科学主义的立场，即认为只有一种科学，而且这种科学代表着解释事物的真理，是唯一客观、正确、有效普遍知识。而这种科学，特指的往往就是西方近现代科学。后来，随着概念的发展，科学传播这一概念在很多场合已经与传播和科普概念有了很大的重合，其所指的传播内容也出现了很大程度的变化，在更官方的表述中，除了科学知识之外，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也被包括进来。但在这样的规定中，何为科学却仍然是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问题。
科学传播：如何定义其传播的科学
其实，在将如何定义科学作为其核心任务之一的科学哲学这一学科中，即便将科学限定在西方近现代科学的范围内，也至今仍未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对科学的标准定义（或者说是将科学与非科学区分开的“划界”标准）。
随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科学传播中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对于像科学史这样更有人文立场的对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成为科学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容来源。不过，近些年的科学史研究，其范围却是越来越突破了传统的只以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历史的关注，众多非西方传播的“科学”的历史，也成为其研究的内容。
比较典型的，可以以中国古代科学史为例。人们当然知道，中国古代科学史中诸多的内容，是属于与西方科学不同的传统。其实在这样的研究中，就已经带有了不只有一种科学理解。而像这样的内容，在普及的意义上，通常也成为被认可的科学传播的重点内容之一。这就给科学传播中如何理解和定义其传播的“科学”提出了挑战，科学传播者只有改变最早那种认为只有一种西方近现代科学才是科学的理解，才能自圆其说。
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一种新的科学观，而且也需要有支撑这种科学观的理论。就此来说，近几十年来出现的关于“地方性知识”的理论，显然是可胜任的理论之一。
地方性知识：区别于“科学”的悖论
由西方人类学家吉尔兹最先提出的“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现在已经被谈论得很多了，但在许多时候，却在对其理解上存在着某种误解。例如，将“地方性知识”看作是仅在某地方有效的知识，而西方近现代科学则是一种放之四海皆适用的“普遍性知识”。其实，从哲学上严密的分析讨论来看，在作为西方近现代科学之唯一基础的人们的有限经验验证中，是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理论是一种终极可靠的普遍性知识的结论的，也早就有学者提出，西方近现代科学其实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网页上，对于地方性知识是这样定义的：“关于自然界的精致的知识并不只限于科学。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社会都有丰富的经验、理解和解释体系。地方性知识和本土知识指那些具有与其自然环境长期打交道的社会所发展出来的理解、技能和哲学。
对于那些乡村和本土的人们，地方性知识告诉他们有关日常生活各基本方面的决策。这种知识被整合成包括了语言、分类系统、资源利用、社会交往、仪式和精神生活在内的文化复合体。这种独特的认识方式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方面，为与当地相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虽然这一定义很好地说明了地方性知识的特点和内容，但仍将它与“科学”（其实那也只不过是最狭义定义的西方近现代科学而已）相区别。如果坚持这样的区别，我们还是无法将在这种定义中所谈及的内容合法地归入“科学传播”的范围。
多元科学观：不存在唯一的科学方法
其实，在“科学文化”圈里，关于科学的定义，也存在着被冠之以“宽”“窄”“面条”隐喻的争论。前者，是试图扩大“科学”的定义范围，把过去许许多多不被承认为科学的东西纳入到科学当中，最宽泛地讲，几乎可以把人类各种严肃地认识自然的系统或准系统性知识，以及用于改变自然的生活经验都归到科学之中。后者，“窄面条”派则坚持传统对科学的狭窄定义，但与此同时，却并不否认那些没有被归入科学定义范围的东西的价值，也不认为传统中狭义定义的科学要比这些“非科学”更为正确。
不过，如果按照“地方性知识”的理论，我们实际上可以把人类关于自然的那类知识（人的自身的一部分也是自然）都归于一种广义的“科学”，包括西方科学在内的各种相应的“地方性知识”，也就都成为这种“多元”的科学的组成部分。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多元”的科学观。这也正如西方科学哲学家哈丁所说的：“不存在唯一的科学方法，不存在单一的‘科学’，也不存在单一形式的好的科学推理；因为无论是欧洲科学还是其他文明的科学，在不同的时代都是用不同的方法和不同形式的推理来探索解释自然规律的系统模式。”
在这样的框架中，以及那些在一元科学框架中被认为不属于最狭义的科学之内容的许多知识系统，例如像中国古代科学，像中医等，也就被包容进来，而合法地成为科学传播的合法内容了。
以这样的方式，现实的科学传播中的许多内容，便可以合情合理地被纳入科学传播或科普的范畴，而且，像这样的科学传播，其社会意义和价值也是极其明显的。
延伸阅读
《当代弗兰肯斯坦：误入歧途的现代科学》
（法）莫奈特·瓦克安 著
周欣宇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鼓楼新悦
2018年5月
《弗兰肯斯坦》在玛丽·雪莱的笔下诞生后，其作者不会知道这个故事将成为一部现代神话。更加神奇的是，这个拥有特殊使命的启蒙时代女性，在书里预言了两个世纪之后发生的事：人工生殖、基因工程、优生学、超人类主义……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生产”人类，已变成现实。本书作者基于玛丽·雪莱的生活和作品，在本书中揭露了现代科学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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